在已经过去的几个月里,世界石油价格一路飙升。在石油期货市场,每桶石油价格已经多次逼近50美元关口。面对石油价格这一几乎不可阻挡的升势,担心爆发新的世界能源危机的恐慌心理再次生成,各国都在试图增加储备而避免可能发生的石油危机。但是,问题在于:对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作出这样的理解、并且采取这样的对策是对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有必要分析一下推动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多数国际观察家认为,导致近期世界石油价格猛涨的主要因素为:俄罗斯尤科斯公司陷入绝境；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局势动荡不定；中国对石油进口的需求大增等。在以上这些被认为是推动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因素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俄罗斯也好,还是伊拉克或者委内瑞拉也好,在这几个世界主要产油国家里所发生的问题大都与"不确定性"有关。

比如,俄罗斯所面临的是公司所有权与财务的不确定性,伊拉克面临的是战争的不确定性,委内瑞拉面临的是政治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石油资源枯竭或产油能力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这类有可能改变世界石油基本供求关系的问题。至于中国因素,我们认为不过是世界舆论的借题发挥而已。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最近几年来,虽然石油的边际进口量增加得比较快,但是石油进口的总量并不很大,与立足于增加储备的美国、以及高度依赖于进口的日本、甚至韩国相比,都不能说是一个石油进口大国。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最近几个月来的世界石油价格几乎是疯狂般的上涨,并不预示着一场新的能源危机的到来,相反,倒是表明世界的金融投机者正在利用发生在上述几个主要产油国里的各种"不确定性"制造金融泡沫,以便从中获取高额的投机性收益。来自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数字已经对此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2003年7月至2004年7月,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合同交易量猛增了35%,取暖用油和汽油的交易量增长了50%以上,但是,其他商品的交易量却都下降了。由此可见,世界的主要投资机构,都在试图利用石油短期供给的"不确定性"制造一次世界性的石油泡沫,试图从中获得投机与套利的机会。

面对这种不断趋于上升的、并且是源于金融炒作而越来越走向泡沫化的石油价格,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认为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法来降低石油进口成本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以美元或者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为支付手段,世界石油价格与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相比,涨幅非常有限,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以人民币计价的油价就显得过高了,因此,他们主张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降低国内已经过高且还在不断上涨的油价。据说,由此还可以每年节省70亿至80亿美元用于进口石油的外汇。

但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告诉我们,有所得就必然会有所失,采取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虽然可以在平抑国内油价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成本是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由此造成的损失绝对会超过进口油价下降而产生的70亿至80亿美元的所得。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为什么一定会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这个问题,只要看一下最近充满各大媒体的有关中国大量缺乏技工的报道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由于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熟练技工,中国短期内尚没有可能通过全面提升产业结构和提高生产率来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因此,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补贴,仍然是维持中国出口的主要政策支持。

其次,通过参与石油商品的期货交易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石油供应紧张的问题,也不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石油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作为一个衍生金融市场,是被企业用来套利和避险的。企业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上的运作,来对冲石油现货价格上涨给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企业并不能从期货市场上获得真实的石油供给。至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更加不可能从期货市场上获得石油储备。在当前世界石油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已经走高,泡沫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假如我们贸然参与世界石油商品的期货交易,很可能造成巨大的金融损失,到时真有可能面对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尴尬局面。

至于那种主张中国参与国际石油商品期货交易来影响世界石油定价的说法,更是显得非常的幼稚。我们这样说的理由在于:第一,由于石油是一种不可无限再生产的产品,石油市场一直处在一种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买方在石油市场的价格决定上通常是很少有发言权的,所以,作为买方去争夺这样的发言权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国没有商品期货交易的经验,在油价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石油商品期货交易很有可能成为套牢者。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不赞成那种主张中国参与世界石油期货交易来平抑国内石油价格的做法。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要想真正打破经济增长中已经客观存在的石油能源的瓶颈制约,比较可行的方法应当是:第一,在短期内保持适当的高油价,迫使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采取各种节能措施,逐步走上一条低能耗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路；第二,政府应当大力增加对可以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研究费用的投入,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结构；第三,政府应当增加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向产业部门和企业提供尽可能充足的知识劳动,促进全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逐渐摆脱对于石油能源的高度依赖；第四,开展国际合作,增加获取世界石油供给和新能源开发技术的渠道。